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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种对语言的回忆 | 作家书单·于坚

来源:未知 时间:2018-10-21 00:56

作家书单· 第十二期于坚

1970年开始写作诗歌、散文、小说、评论至今。

1980年开始摄影至今。

1992年开始拍摄纪录片至今。

着有诗集、文集多种。获数十种诗歌奖、散文奖。

长篇散文《印度记》获2012年《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作品奖。

在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荣膺“2016年度杰出作家”。

纪录片《碧色车站》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单元。

系列摄影作品获201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华夏典藏奖。

纪录片《同饮一江水》总撰稿。

最近二十年为《中国国家地理》《华夏人文地理》《旅行家》等刊物特约撰稿人。

在国内外多地举办摄影展。

棕皮手记/于坚

权威的失落!

林毓生先生说:我们的“人文”实在是处于极严重的危机之中;而这个危机是双重的,它有内在的一面,也有外在的一面。内在的危机方面甚多,现在我想特别讨论一点,也是比较主要的一点,那就是“权威的失落”。“人文学科”的工作必须根据权威才能进行,不能任凭自己进行,如果一切皆由自己从头做起,那只得退回“周口店的时代”。(这所谓的权威是指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或实质的权威【authoritative or substantive authority】而言,不是指强制的或形式的“权威”【authoritarian or formal authority】而言。)我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譬如你现在对文学特别有兴趣,你想做一个文学家,做一个小说家或诗人,或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那么,你如何开始呢?如何进行呢?首要之务就是:必须服从你所心悦诚服的权威,如果你不根据权威来进行,就根本没有办法起步。首先,你必须先服从语言的权威……以写中国旧诗为例,你必须承认李白、杜甫写得好,晚唐的李贺虽然有些问题,但也不失他的权威性。服从了某些权威,根据这些权威才易开始你的写作。假如像美国一些年轻人那样,连文法都不相信的话,那么起步都不能,当然做不了诗人了。

无德、唯物、焦虑,不安全感、乖戻、浮躁、油滑、调侃一切、玩世不恭、唯我独尊、伪善……无不根源于权威的失落。权威者何?陈寅恪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 者异曲同工,因此王国维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

则其虚无日甚!

最近的口语之争,鸟事也。

摄影家吕楠值得尊敬。虽然十年前我们有过一次争论。我认为他的作品隐含着善意的暴力,尤其是西藏这一组。照像机本身即是暴力的产物。这种工具永远离不开道德拷问。电影不同,电影承认它就是在做作,戏弄。越是意识到这一点,电影越有力量。费里尼就是例子。照片是一种肢解,如何肢解得像是一具原尸,取决于世界观决定的距离。吕楠的镜头过于精确,世界在他镜头下,干净得就像手术台,他的视角相当西方化。但是谁又能逃脱这个视角呢,照相机起源于西方。无论如何,吕楠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

外外这样的诗人,只能在诗里认识他。他是一个好人。所以在现实中你不必知道他是诗人,他也不在意。那种凌空一跃止于至善,脱手朝天空扔出一本诗集。

诗,如果可以说是什么的话,那么我说它是一种道成肉身的生活方式。荷尔德林所谓“诗意的栖居”就是诗成肉身。孟子所谓修辞立其诚,就是道成肉身。修辞而不诚,写作是谓做作。诗领导生命。野兽不仁,仁者人也。写作不是领导修辞,而是“近于仁。” “孔子读诗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惧,曰:“彼不达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道废,违上离俗则身危,时不兴善,己独由之,则曰非妖即妄也.故贤也既不遇天,恐不终其命焉,桀杀龙逢,纣杀比干,皆类是也.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无所自容也。”(《孔子世家》)

文明,以文照亮,文意味着对物(野)的超越。文教也是宗教,在世的宗教。但文教先于宗教。文身,是一切教的起源。郁郁乎文哉!孔子千载一叹,至今犹响。

西方影响下的“拿来主义”式的写作一直暗藏着这种修辞危机。“不达之君子”。久浸必受其害。就像今天的小区,只有图纸,材料和施工,没有教堂。工具理性并不抽象,人们已经深陷其中。

现代建筑的空虚就是只有实用,没有画栋雕梁的修辞。陆游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将来觉悟,大多数现代建筑被拆掉一点也不可惜。杜尚为小便池赋予观念也一样,弃之毫不足惜。它无法像王羲之、八大、或者塞尚、莫兰迪那样养心。观念会过时,陈旧,惨不忍睹。通过时尚、运动、解释维系的价值一旦过时,杜尚们就无人问津了。但伦勃朗们将继续,因为伦勃朗们基于经验,这种经验已经成为一种普世的文明习俗。艺术最终不是革命,虽然它有时候必须标新立异,但是无论是塞尚梵高或者弗洛伊德的标新立异,都基于一个普遍的视觉经验。无论如何巧言令色地狡辩,小便池不能接受的,这是人性。杜尚的价值只在激发禅宗式的顿悟上面。这是一种小乘。

画栋雕梁拆掉,文化就拆掉了、生活世界也就拆掉了。画栋雕梁不是建筑而是栖居。现代小区的危险是,人们不知所措,不知道在其中要如何生活、如何做人。不必做人了,没有邻居,家家关着防盗门,根本不来往。

如何生活,一向是唐诗、宋词、《红楼梦》、父亲的旧衣柜、外祖母的老厨房、水井、落日、窗外的柳树,巷口老杜家的小锅米线……告诉我们的。今天的小区的生活方式来自西方,人们得花很多时间去模仿、适应,因此终其一生也无法再生活了。建筑物只是第一轮的模仿,居民还得花更多的时间去模仿那些卧室、冰箱、客厅、抽水马桶。但是这些小区传统的社交方式,巴尔扎克、狄更斯或者布考斯基写过那种小酒吧、咖啡馆、夜总会就永远不会出现了。失去了茶馆、文庙、集市的人们很孤独,他们天一黑就守着电视机。

要学习作为人的卡夫卡,而非作家卡夫卡。他是多么诚实!

那只乌鸦向卡夫卡学习死亡白天在保险公司

晚上在布尔策纳胡同布拉格市最深的房间

终日挂着丝绒窗帘有个面包在电炉上烤糊了

博士的父亲是个有钱的胖子挺着肚子站在客厅

女朋友是个爱读书的老姑娘终身等着出嫁的一天

那只乌鸦向卡夫卡学习死亡它在德语里跳来跳去

有着黑漆漆的乌鸦身段万里长城建造时

“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

历史是在幽微的,灰尘般的卡夫卡式的小人物的伟大抗争中发生转折的,而非广场上。此事可记入当代史记。(于艳茹诉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决定案|终审)

关于死亡答杨黎之问

人向死而生,生命其实就是如何去死。诗,宗教都是为如何死指路。印度教教徒濒死都要去瓦拉纳西,死在恒河边,那是可以死的地方。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意思是生是对死的归属,生就是向死而生。生是对已死的回忆,追忆逝水年华,就是对死者、故物、时间的回忆。

写作是一种对语言的回忆。人就是一种写作,人们总是转世般地在世,孔子说,温故知新。人生其实不是创造,而是温故知新。没有故,我们如何知道新?

虚无主义认为一切从0开始,但是语言永远不可能从0开始。所以徐冰的字只是一种做作,这种对语言的挑战、亵渎突出的是徐冰本人的才能。

文明岿然不动。

不学诗,无以言。生就是在语言中,直到无言。“夫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文心雕龙》)

死于语言与死于恒河之岸是一样的。

“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苏辙)苏辙说不仅是苏轼,文一旦崩溃,中国人就无所依托。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我们这一代作者的大焦虑,其实就是文的危机。“郁郁乎文哉!(孔子)”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乃孔子、杜甫深信不疑者。这个时代,文对时间的亘古统治已经动摇,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将永远不安。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遂去,不复与言。”

渔夫知道,这不是道理的问题,而是语言的问题。他与屈原的语言不是一条道。但是,他们都信任语言。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屈原轻生,因为他知道文比生更长久。“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中国民族曾经是知道死于何处的民族,文就是一个伟大的归宿。“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死于斯文!

我记得在我童年时代,我外祖母就准备好了棺材,松木寿材,放在我姨妈家四合院的过道里,我们都知道那是用来给外祖母做棺材的,死亡只是一个古老的代代相传的仪式。大地是生的故乡,也是死的故乡。天地神人都在指引人向死而生。道法自然这种哲学是一种伟大的死亡之学。人一生不过是元贞利亨,如何重返大地的过程。不得好死,不能入土为安,是最可怕的。

生止于至善,才能入土为安。

四合院不是商品房,那是一个文宅(我创造的词)。四合院是作品,画栋雕梁、花鸟虫鱼,假山怪石、琴棋书画,模仿着大地文章,这是可以死的地方。终其一生,一位劳动者死在自己的文宅里。不仅士大夫要建造文宅。商人、屠夫走卒也要建造文宅。文宅可以向死而生。

“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鲁迅)

我们时代是怕死的时代,人们不知道自己将死于何处,大多数人都将作为患者死于医院。这是一种全新的,令人迷惘而畏惧的中断,而不是死亡。死亡是时间的继续。所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个名,乃是人超越自己肉身在时间中的延续。

这是没有死亡的时代,我们已经失去了死亡。人们总是谈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每一张餐桌都在讨论健康知识。这个时代只能抓住过一天是一天的当下。物质主义的大敌就是死亡,所以技术一直在致力于研究开发那种不死,长生不老之物。我记得多年前在恒河岸上,看着那些印度教徒爬向落日,死亡真是美丽动人。大象也是这样,山谷里有个死亡谷,大象老了,就自己爬向那里。老中国黄金时代的诗人,死在自己的诗里。王阳明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吾心光明,亦复何言。

物不管死亡之事,它只管利润。死于十字架下,死于恒河,死于诗,都是好死。现代主义解放了物,却终结了死亡。我们时代最大的危机其实是谁也无法死了。

o“‘返回源头’当然不是说要回到往昔过田园般的生活,像某些浪漫主义诗学理解的那样。它无非是说,就在今天的生活中‘取得、带来、聚集那遮蔽于古老之中的东西’,因为源头本来持存于今天,只是它深藏于浅表已不为人们习常所见了‘”张志扬(墨哲兰)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是《周易·系辞上传》

张志扬是当代中国少数几个真正有洞见的哲人之一。李哲厚也是。

o 子曰:修辞立其诚。这个话如果是维特根斯坦或者什么阿什伯里说的,他们就信了。这个俗不可耐的,小聪明的时代呵!修辞至上的结果是无德。修辞而不诚,宣传而已。

o 海明威说:真正的神秘主义不应当与创作上的无能混淆起来,无能的人在不该神秘的地方弄出神秘来,其实他所需要的只是弄虚作假,为的是掩盖知识的贫乏,或者掩盖他没有能力叙述清楚。神秘主义包含一种神秘的东西,和许许多多种神秘的东西;但无能并不是一种神秘……“

用擅长指鹿为马,隐喻的汉语写清楚,很难。玩修辞很容易。因为汉语就是一种文身。文与身特别容易名不副实。所以圣人一再告诫,修辞立其诚。必也正名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修辞不立诚,必将无德。写作只是宣传活动。花言巧语的神秘后面必藏着小人。

无论任何事,人们都不喜欢确定。人们说:到时候再说。这意味着一种对确定性的恐惧。诗意的栖居,根基在此。到时候再说,意味着一首诗不是为单一意义铺路的直线,意义在一首诗里,只是”到时候再说“的细节。诗在于场,在于气。汉语诗天然就拒绝释义。

国家教育里充斥着本质主义,在工厂你必须挺身向世界而出,劳动不是观念,身体必须时刻在场。一方面你得遵守操作规则,一方面你也得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否则太危险了。我诗歌的身体性就来自我早年的这种工厂生活经验。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我不喜欢那种只是恍惚的诗,其中有象,象就是身体。

翻译诗当然要读,但是怎么读?大部份我是作为更优美的论文读。它有两点致命,语感消失了。汉字不见了。这意味着诗的身体没有了,只剩下意思。

就语言的诗性来说,我以为汉字高于拼音文字。从英国拼音到法国拼音,都是字母。但是从英语到汉语,这首诗可以用毛笔书写了,遑论其它。

在一部英国电影里,拉丁文教师闭着眼睛听学生背诵《奥德赛》。读《左传》不能只是听,你得看那些字,是哪一个字,老师常常要书空,于还是余。拉丁文没有书空这个动作。声音是一样的,但是将姓氏的于写成余比读错YI和YU更严重,这是一种冒犯。

物的语言、人的语言如何实现向神的语言的传递?本雅明认为必须靠翻译。”语言之间相互关联就像语言与有各种各样信息密度的媒介的关系一样,建立了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译性。翻译就是持续的奇乐国际娱乐官网转换由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移位。“本雅明否定翻译这种形式是为了传达原文。翻译意味着:原文已死。

“荷马,不是凭技艺知识,而是凭灵感或神灵凭附;正如巫师们听到凭附自己的那种神所特别享用的乐调,就觉得很亲切,歌和舞也就自然随之而来了。”(柏拉图)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巜毛诗序》

情就是神,神一次次复活又隐匿,催发诗的冲动,诗(语言)是有无相生的场。

“兴观群怨,迩远,多识”,在诗的黄金时代,多识在最后。现在,倒过来,多识成第一。诗之未世,修辞狂欢。诗的知识化,修辞化,都源于不诚,无德。不诚,只有做作。语辞空转就像水泥墙上的热闹装修。庞德在某处说,:技巧考验真诚。我想说,修辞是一种德行。

修辞,止于至善。

2016-2018